中国研发投入全球第二，为何原创技术依然“卡脖子”？成果转化难、资本不愿“投早投小”，问题出在哪？黄奇帆一针见血。
近年来，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。2024年，全国研发经费达到3.6万亿元，比2020年增长了50%，占GDP比重为2.68%，已超过欧盟平均水平，总量稳居全球第二。
但在这组光鲜数据的背后，依然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短板。正如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所指出的：一是基础研发还不够扎实，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结合存在明显脱节。如何理解这两个问题？又该如何破解？本文梳理了黄奇帆的核心观点，提炼出三大关键症结与解决路径。
一、基础研发投入不足，要追平发达国家
黄奇帆直言，中国在科技创新链条上，0到1的原创突破是相对薄弱的一环。尽管3.6万亿的总盘子不小，但真正用于基础研究、无中生有关键技术开发的费用，仅占总研发费的7%，相比2020年的5%虽有提升，却依然远低于国际水平。
他特别指出，G20国家和OECD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在20%左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基础研发强度还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。
为此，黄奇帆提出一个清晰的时间表：到2030年，将基础研发占比从7%提升到10%；2035年达到15%；2040年力争20%，真正追平OECD平均水平。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，就没有源头活水，后续的创新转化也将成为无本之木。
二、转化机制缺位，让成果“躺在实验室”
比“做不出”更可惜的，是“做出来却用不上”。黄奇帆认为，我国大量研发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，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套成熟的转化分配机制。
他举例说明：一个知识产权诞生后，荣誉归发明者，但利益该如何分配？合理的模式应该是——三分之一归投资者（单位），三分之一归发明者，三分之一归转化者。如果发明者自己完成转化，则可以拿到三分之二。
然而，目前的普遍做法是：单位拿三分之一，发明者拿剩下的七成，而负责转化的人或机构没有任何股权或收益，自然缺乏动力去推动成果落地。
黄奇帆强调，必须建立类似德国弗朗霍夫研究所那样的“红娘”机制，让发明者和转化者通过协议约定利益分配，一人一半或按合同执行。只有打通这一环节，技术才能真正从论文走向生产线。
三、资本不愿“投早投小”，基金结构亟待调整
好不容易完成了0到1的突破和1到100的中试转化，到了100到100万的规模化阶段，又遇到了新问题：钱不愿意流向早期硬科技。
黄奇帆披露了一组令人警醒的数据：目前国内三十多万亿的产业基金、私募基金、共同基金中，40%投向了货币基金，相当于把钱放在银行吃利息；另有30%用于已上市项目的跟投；真正践行“投早、投小、投硬科技、投长期”的，只剩下30%。
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货币基金几乎没有风险，如果管理者还按照风险投资的模式去分走20%的收益，是不合理的。应该立法规定：货币基金产生的收益，管理者最多只能分得0.1%的红利，不能享受高风险投资才有的超额回报。
黄奇帆认为，必须引导至少70%的基金资金转向早期、小型、硬科技和长周期项目，剩下30%用于跟投。只有改变资本的偏好，才能孕育出更多的独角兽企业。
（本文来自2025年12月举办的和讯财经中国2025年会内容整理摘录）
作者：王波明 联办总干事、《财经》杂志原总编辑 中国证券市场主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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